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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部门制改革的价值取向之一是确保政府行政的公共性，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的公共福祉。

中小企业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有权拒绝和举报、控告。因为一些被取消或停征的收费项目本身是法律或者行政法规规定的，比如核安全技术评审费是《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第60条规定的，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是《防洪法》第51条规定的，药品检验费是《药品管理法》第40条规定的，那么，在没有修法的情况下就取消或停征上述收费项目，虽然客观上减轻了企业或公民的负担，但这种做法本身却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并给人留下收不收全凭行政机关一句话的印象。

第三，由于受益人范围明确导致的排他，比如受益费。长期以来，我国立法中一方面混淆了行政收费与公用事业或公益性服务价格、政府性基金、罚款、税的区别，另一方面又将代履行费排除在行政收费之外。专项采捕经济价值较高的渔业资源品种，渔业资源费年征收金额按照渔船前3年采捕该品种的平均年总产值3%至5%的幅度内确定。其实，政府性基金更接近税，政府性基金所支持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具有普惠性，并非个别人受益。但是，作为我国目前专门针对行政收费的立法——《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办法》，其第3条则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依据进一步扩展到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据学者统计，现实中确有部分行政收费是由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乃至非立法性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设定的。

这固然与我国法院过去对审查文件等抽象行政行为的疑虑有关，但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强化了对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附带性审查程序以及2017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了对立法等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力度后应该不再成为一个问题。第三，体育评级不得收费。[34] [日]盐野宏：《行政组织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缺少阳光与目光监督的内部行政程序也容易发生权力滥用，或者造成腐败。一方面，它回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26]因此，简政放权实际上是市场分权、社会分权、地方分权。简政放权，实质上是从实体上解决行政职能的问题，即将行政任务的总量做精、做小。

[45]机构改革不是简单地职能调整，面是致力于构建一个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职能体系。[15] 通俗地讲，是指行政主体依据法规范所承担或者以合法方式执行的所有事务。

[85]传统方式与新型方式的地位是平等的，可供灵活选择的。三、本次机构改革的实践难点 改革的方向已经指定，目标已经明确，机构改革后能否实现预期，尚需待以时日。改革后机构和人员得到了精简，但转变职能却力度有限。[70]当然行政三分制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并不是所有部门都适合于采用。

一个好的政府，既不是无为政府，也不是全能政府，而是有限政府。如果把不同性质的职权盲目地搅在一起，势必违反权力运行的规律，造成权力之间的不适与干扰。故本文立足于行政职能的视角对当下机构改革进行理论上的回应与分析。[81] 首先，适应新的治理形势，对传统的行为方式进行再造，打造成为具有现代气息的升级版。

[46]因此，深化机构改革，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职能体系。行政相对人的满意则是具体的人民满意，符合行政服务对象的最终认可。

从职能的广度上讲，系统完备要求涵盖面广，即属于政府管理的事必须都要管，避免出现权力真空与空白地带。公共服务指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凸显政府为民服务的本质。

[68] 连宏华：《组织重组理论之探讨》，载《中国行政评论》第8卷第3期。反馈系统既是一个行政权行使的评价系统，又是行政权的改进系统。最后，根据机构服务的地理区域来划分组织，即地域标准。生态保护类，主要在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利用和保护好自然生态，比如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领域的职能。划入、划出职责的部门应当主动衔接，加强协作，进行职责的无缝对接，杜绝出现权力真空。当柔性行为方式不能奏效时，必须依法采用强制性方式。

这是一种新型的技术——协同模式。政府职能的实质是处理或者界定政府与市场（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对三对关系的不同处理构成了不同的政府职能内涵。

[45] 陈延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根本之策——政府职能体系变迁的视角》，载《阅江学刊》2014年第10期。其构建过程中，需要首先厘清以下基本问题：构建的原则是什么，各种方式的改造内容是什么，传统方式与新型方式的关系如何？这需要一个过程。

社会管理强调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依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52]依行政院核定之‘全面推广政府服务流程改造整体规划报告，该项政府服务流程改造措施之目标及关键策略摘述如下：（一）民众不出门能办大小事，善用资通讯科技，持续创新政府多元服务管道，提供单一窗口服务，协助民众在行动载具上可快速取得政府服务。

[32] 宋余侠、谢伟智：《行政组织改造设计原则与实务》，载《研考双月刊》第33卷第3期。正如学者所言：行政机关的创新并非在一切领域皆可实现——其在社会管理中最有可能实现的是行政方式或执法方式的创新。[74]理想的做法是将内部行政的依据、程序、内容等主动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正如学者所言，简政放权是阶段性的改革方向，在此之后行政流程规范与清单管理才是维持市场活力的常态工具。

行政行为方式的革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包括传统方式的改造库，又包括新型方式的备选库。[20] 黄锦堂：《行政组织法论》，翰芦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61页。

[75] 张晓光：《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参与权》，载《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77] 参见陈平：《网格化——城市管理新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因为大部门制改革的价值取向之一是确保政府行政的公共性，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的公共福祉。[47] 参见石佑启、黄新波：《我国大部制改革中的行政法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

[6] 黄小勇：《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40]行政职能的合理定位，是各国公共行政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各国政府再造的核心问题。它可以客观地反映行政权行使的社会效果，评价行政权行使的总体状况。[28] 宋余侠、秦正宇：《从行政院组织改造谈公部门改革、跨域治理的观点》，载《公共治理季刊》（第二卷第一期）2014年3月。

前一模式是不问国家还是都道府县抑或是市町村，尽量将事务专属性地分配给一个团体。[12]从内在逻辑上讲，机构改革遵循着行政任务决定行政组织的原理，在厘清行政任务的基础上进行市场化、社会化、地方化等形式的简政放权，进而达到职能配置合理、机构设置科学的最佳状态。

深化机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时代变革。这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首次界定政府的三大职能模块。

为了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统筹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等，将司法部和国务院法制办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司法部，不再保留国务院法制办。实体决定的事件越困难和复杂，程序的设计要求就应当越严格。